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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下文学写一份悼词：二十年，文学就剩下一张皮
引言
当下的文学依然热闹，其实它从来也不曾寂寞过。十几年前文学家们撒娇似的说它被边缘化了，实际上那是在延续一个被叫做“怨妇情结”的文学传统，他们被宠爱过，可他们终竟成了弃妇。有人精辟地指出边缘化才是文学回到自身的表现。在闹了大半个世纪的“革命”以后，文学是应该歇歇了。可是大多数文学家们并不认为应该这样，于是我们看到“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却也常常闹出些轰动效应来。
这一时期的文学命名令人眼花缭乱，各种文学怪胎更是层出不穷。文学尽管退出了社会的中心，却没有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这足以说明我们不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大国，还是一个文学大国。是的，我们曾有过一部由落魄文人造就的辉煌的文学史，而如今的文学家们同样落魄了，所以他们同样有理由不甘寂寞，并把这部辉煌的文学史继续下去。
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文学队伍从来没有如此地庞大过，而且年龄越来越小；作品数量从来没有如此地惊人过，而且增长越来越快；获奖从来没有如此的频繁过，而且奖金越来越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学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活跃过。然而，他们笔下和键盘上的文学精神呢？如果我们用这个来重新审视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繁华都是假的。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文学精神的死亡。随着文化政治学的热情消失，八十年代那支文学大军很快被市场和商业大潮淹没，文学不可避免地滑入拜金主义的深渊。另一方面，先锋文学的残兵败将们在全球化的浪潮的冲击下，又不可自拔地陷入世界主义的迷津。
二十年，文学就剩下一张皮。因为从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家取代了文学。
一、九十年代：不是一个整体
九十年代的文学既像个弃妇就像是个负心汉，正是这种复杂的心态使它不同于八十年代的狂热矫燥与新世纪的与时俱进。
它在进入经济大潮的同时失去了光辉。文学不再光荣，也放弃了梦想。那种宏大的文化和政治叙事和参与历史创造的野心在一夜之间就玩物丧志了，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新状态主义、新都市主义、新乡土主义，文学家们喜新厌旧的劲头让所有的人大迭眼镜。这一切实在来得太快。
可是由于市场化还处于实验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学面对物质主义和反道德主义的渗透还显得欲说还羞，甚至有些时候剑拔弩张。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这一时期渐渐成熟，他们带着七十年代出生的弟弟妹妹们发动了一张轰轰烈烈的文学和文化暴动——身体写作。身体写作在文学上打开了中国人的欲望，并从此一发不可收。尽管主流文化至今依然视之为洪水猛兽，可不可否认它已经成为当下文学基因里一个很重要的染色体。
海子死了以后就再也没人写出像样的诗了，诗人们开始写小说，先锋小说家们开始写畅销书，王朔这个畅销书作家写了两年电视剧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只有张炜和张承志还在冒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就给了余秋雨这样的文学机会主义者留下了空子。假以“文化散文”的名义就成了个假大师，文学史应该记上这一笔，在他之后又纷纷有人出来装腔作势了。文化乎？历史乎？国学乎？传统乎？从此，中国文学就进入了文化共产主义。于是名星云集，大师云集。反正看上去很美，只是我们很难读到好的散文，好的的诗歌和好的小说了。
九十年代最伟大的文学成果是网络文学的诞生，很显然它不是文学家加油的结果。可文学家们终于迎来了一夜成名的机会，文学机会主义在九十年代末开始盛行，并最终代替了余秋雨那一批装神弄鬼的假大师成为时代新的弄潮儿。作家的年龄在逐渐变小。文学的全民娱乐化正在到来。
学问家们往往把九十年代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分期，这一个十年里的确有太多值得关注与研究的文学现象。新世纪文学的一切可能都孕育在九十年代的胚胎里，而九十年代的一切文学现象看起来都是在为新世纪作着准备。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快要落幕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文学有丰收的迹象。事实恰恰相反，文学已经完全误入歧途。现实感、紧张感和沉重感已经消失殆尽，代之以恶俗的幽默、虚伪的煸情和无聊的虚幻。文学已经彻头彻尾地进入投机和消费的时代，在沦为工业化的文化垃圾以后，它就只能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作点贡献了。文学资本家的队伍在不断壮大。
实际上在九十年代，文学的根就已经开始腐烂。人们往往对八十年代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违莫如深，这说明中国的学问家政治觉悟很高。可政治上的正确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答案能水落石出，“忘记历史就等犯罪”这话不是耸人听闻，至少我们在回避。当我们清理完九十年代以后，却发现前一个中国文学最辉煌的十年里，还有很多秘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文学为什么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发生精神突变？市场主义是学问家们给出的最后答案，很显然这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市场主义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文学精神的坠落却是在一夜之间。
八十年代末的文学人们更多的关注了它的统一性，却忽视了精神信仰和政治立场的严重分歧。这十年的整风运动，使得文学队伍的建制到最后被打散，剩下来的政治正确的文学家们垂头丧气的进入了九十年代。在这个过程中理想和激情也就消失了。
九十年代看上去像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年代，可是它所承结的八十年代其实还没有完成自身，所以九十年代还不是一个整体。
二、主旋律文学：穿上马甲又如何？
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没能与政治改革取得最终的一致，是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启蒙被迫中断，迎来的九十年代则是一个空前的去政治化时代。经济改革的快马加鞭、如火如荼终于在九十年代末实现了中国人期待已久的小康理想。理所当然，新世纪被认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又要迎来四个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主旋律文学有理由歌颂这一太平盛世，并让人们坚信未来是美好的，而痛苦是暂时的。
以茅盾文学奖为代表的主流文学奖频频向作家们抛出锈球，文化部和各级作家协会也在竭力促成这一美事。然而主旋律文学并没有迎来五六十年代那样的欣欣向荣，甚至也没有出现一部让人难忘的作品，它像一个压力沉重的男人举而不坚。意外的是主旋律文学却被改成剧本在电视荧屏上大放异彩，这说明在中国文学已经出现多样化的苗头，而电视依然是政治化的。大众文化的发展并没有人们想像中的那么美妙。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文学都是宣传，这也成了主旋律文学的金科玉律。共和国前三十年是政治奴役文学的时代，主旋律文学是这一进期唯一合法的文学形式。否则就会被送进监狱。这个过程文学还担负着为新政权的合法性正名的任务，所以决不能儿戏，它需要像法律条文一样无懈可击。当一切生活都被政治化和非生活化以后，文学还有资格成为文学吗？这个时代的结束也就意味着一切将要重新开始。
所以，八十年代要完成的首要任务是对那些被禁固的头脑进行清洗，它的难度并不亚于五四。国人大脑的开窍并不始于五四，八十年代的启蒙是在一片废墟上开始的，伴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政治浪潮，与政治改革保持着惊人的一致。这是与五四启蒙的最大不同。这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无不迎合了政治改革的步伐。至少在八十年代初期主旋律文学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当思想启蒙对民主和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时，政治改革的步伐不得不缓慢下来。政治与文学的短暂蜜月宣告结束。时间已来到八十年代中期。作家们显然对形势的估计发生了根本的偏误。他们欣喜若狂以认为终于脱离政治而自由了，作家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很快嗅到了世界文学的幽香。先锋文学就这样诞生了，或许更为合适的命名应该是实验文学：全面复制西方文学的伪世界主义。如果说几年前与政治的蜜月是作家们重获新生以后的不堪回首，那么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彻底与政治划清界线了。所以茅盾文学奖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他们对一个外国化学家的名字兴趣渐浓——诺贝尔。为此，他们纷纷选择浪迹海外，以便与那个名字更近一些。
实际上文学的分化在八十年代已经完成。以港台小说、音乐和影视剧领路大众文学那个时候还被视为垃圾，不入主流文学家的法眼，而作家与政治的离婚也使主旋律文学倍感清冷。这二者根本无法与实验文学的伪世界主义潮流分庭抗礼。八十年代结束得太快，或者说九十年代来得太早。不管怎样，文学在八十年代就已经走入误区：它越来越淡化思想启蒙并远离政治现实，却在形式主义的实验上面无所不用其及。莫言、王朔、格非、马原、余华……，我们总是可以从九十年代的作家中找到他们的徒子徒孙。这批更年轻的幸运儿可以对实验文学的成果坐享其成。所以九十年代的小说越来越好看了，而且只剩下好看了。
九十年代的政治家们看出了他们对文学监管不力的严重后果，所以主旋律文学重出江湖了。既然文学以整体的形式退出了政治中心，主旋律文学实际上也就失去了对手。所以，无率其怎样吹奏这支乐曲，没有人会对它认真了。在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政治化的文学更像是政治家们拙劣的表演，就如同那些被编成的电视剧一样，无论怎样煸情，我们只会会心地一笑：其实您不穿马甲我也认得您。
三、未完成的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让文学家们激动不已，在我看来更多的还是惆怅，因为中国在文革结束后重新启航的这第一个十年里留给我们太多的遗憾了。包括现在的人都很难去理解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时代为什么会转瞬即逝？九十年代来得太快了，以至于人们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它的笑声，却在一场悲剧中闻到了世纪末的死亡气息。
文学家们一到九十年代便不再敏感，他们继承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家们对文学的错误理解：文学的自由就是对政治的脱离。所以九十年代的文学丝毫没有比八十年代更进步，可他们又错误地为这一切选择一个罪魁祸首——市场。或许是人们对悲壮的八十年代的有意回避，九十年代的开头和结尾都显然太过轻松了。这其中只有一个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可是它更像是一场无序的争吵，更加深了文学家之间的文人相轻。所以，我只好在八十年代继续追寻其中的秘密。
八十年代的人们因为刚刚从政治的空难中抽身而出，所以格处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自由，巴金反复讲的那句话就算是对一个时代的告别。启蒙的大幕缓缓拉开。可是社会的发展严重超乎人们的想像，人心的激荡比社会的激荡还要来得猛烈，思想家渐渐得走到了时代的前头。如果一切从实际从发，思想家越来越显得激情有余而实用不足。这样，启蒙与现实的矛盾愈演愈烈直至一发而不可收，从而造成了那一代精英人才的浪费和流失。
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被人们忽视了：思想家如何才能合法的介入现实？它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合乎规范的法律程序？可是八十年代的人们包括思想家们都远远缺乏真正的法治意识。而且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思想的是否合法又如何判定？谁来判定？当这些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那启蒙的结局就必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想这是八十年代留给启蒙思想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启蒙不仅需要理想主义的激情，更需要实用主义的理性。启蒙不仅需要思想家的智慧，更需要政治家的权力。总之，启蒙应该是思想家与政治家之间的一场对话，当然这场对话越公平越好。
实际上文学的问题也是如此。八十年代的作家过于看重自身的自由，或许是受够了政治的苦，特别是后来形式主义实验为先锋文学开了个坏头，并且成为九十年代至今文学严重缺乏真实感的始作俑者。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离开政治肯定是不真实的，就像这个去政治化的时代，人们看到的更多是假像一样。
所以，当下的文学应该在两个方面继续八十年代：一是积极介入政治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是李建军所说的“向外转”；一是理性启蒙的浪漫主义思想。只有如此，文学才能真正找到生存的根基和土壤。
四、世界主义：一个假命题
文学的第一性是真实，而这个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所以一切远离政治现实的文学都不可靠，尽管它可能挂着世界主义名牌商标。而“世界主义文学”只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类的语言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可沟通性。这并不意思味着世界文学存在这样的一个潮流，更不意思味着世界文学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学的好坏自有其判断的标准，这个标准一定不是世界主义，更不是某个世界文学奖。
世界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文学命题。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进入世界主义的叙事是被动的，近代以来线性的历史观和进化论一直浸泡着人们的头脑，并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结合产生了一种沉重的自卑情绪和心理负担。先进——落后、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叙事渗透进文学家的心灵，西方作为世界文学的典范也就成为中国作家学习和赶超的对象，就如同我们当年的大跃进运动和现在的现代化建设。所以八十年代的实验文学就是一次文学意义上的大跃进运动。
九十年代以来的作家们依然没有破除这场文学运动的迷津，而且中国作家协会及各级分会又把中国的文学划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地区级，而余华和贾平凹这些曾经被某些外国文学奖看中的作家就伊然世界级的大腕了。文学安身立命的是真实的生命体验。孔子编诗经，汉人写赋，唐人写诗，宋人写词，元人写曲，明清人写小说的时候心里不会有个世界文学来依样画葫芦。
现在看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话有问题，可是“不是民族的就一定不是文学的”，这话就没有问题了。如果经济发展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可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未必跟经济的发展相一致。我们这个时代刚好说明了这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我们对经济和数字的迷恋已经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既然这样，文学又有什么理由还带着“比美赶英”的大跃进心理向前跑呢？
五、文学的堕落：一个时代的背影
作家不仅躲避崇高，而且逃避现实。市场与文学没有根本的价值冲突，却带来了文学精神的纸醉金迷，所以我们不能不说文学已经堕落。因为媚俗是市场的通行证，可庸俗却是文学的墓志铭。文学的道德可以接受作家对名利的选择，可并不意思味着对拜金主义也同样宽容。
文学家虽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面临着生活上的种种压力，可实际上他们远远没有遇到生存的难题，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无论经济和精神上他们都依然享受着一定的尊严。至少他们不是这个社会是穷人。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作家为成了市场的受益者，网络这个野心勃勃的大市场，要将一切文学资本网打尽。每天雨后春笋冒出来的那些已经很难用作家这个名字去定义他们，最适合他们的名字应该是“文字生产商”。网络是一个促销的媒介，像一个皮条客，为文字销售商提供产品。文学生产的流水化和一体化业已形成。
如果说九十年代来得过于突然，文学家们用这十年寻求出路，文学的路数还显得比较驳杂，市场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抵抗。那么新世纪体现出来的是文学家们的殊途同归：向市场交枪。当媚俗被达成共识，当作家的笔对准市场而离开现实与心灵，当精神和思想被掏空，娱乐带着所有人的大脑满天飞，文学也就变得空洞无物了。而我们透过文学所看到的正是这个时代的背影。
比文学的堕落更可怕的是人的堕落，比文学的空洞更严重的是人心的空洞。在这个经济至上的时代里似乎只有金钱才能给人们以安全感，精神追求变得毫无意义，所以道德的底线就会被一破再破了。有时候时代的选择未必是人民的选择，现在人民更需要的是提供美好价值的真正的文学来充实他们的心灵。所以，我想，精神文学是该提上议事日程了。金钱和口号都造不出真正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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