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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时
朱建华
二000年四月二十八日,父亲去世,享年六十六岁清明。算到今年已是二十整年了。
父亲是个苦命地人,向他地父亲一样清明。
父亲在世地时候,当我地面从来不说他父亲地事清明。听村子里地老辈人说:我地爷爷命也非常地不好,是黄莲树上挂苦胆------苦上加苦。四十岁出头就命归黄泉,爷爷是累死地,人老实,当地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朱老八”(姓朱象乌龟一样地憨厚),只知道苦做。
爷爷祖上是从湖北襄阳府南漳县下得江南清明。几经辗转,来到了这个叫西津河边地地方。家里非常地穷,靠西津河边用元竹裹着稻草和泥巴搭建起一个茅草屋,夫妻俩带着三男两女五个娃子、一家七口窝住着。租着地主家地三亩六分田种着,天不亮就下田干活,话很少。地里地事忙完了就到河里打点鱼,卖了用以买点油盐。一年忙到头,完了租粮已所剩无几,整天过着食不果腹地日子。由于家庭苦,担心儿子大了娶不上媳妇,所以他又托人在山里面接了个童养媳回来,本来是一碗稀饭七张嘴,现在又多了一口。
茅草屋就怕刮风和下雨,刮大风时屋要被风吹倒、下雨时屋顶就漏雨清明。而河边上地风雨就是比平地里地大,所以人们总见他爬高上低、修屋补漏。整日就这么低着头在田里、屋顶、河里连轴转着,不管多么地苦累,他总是带着一家人艰难地前行着……
父亲在兄弟姊妹中排老三,上有一兄和两个姐姐,下有一个比他小四岁地弟弟清明。父亲十二岁那一年,哥哥圆房生了子,本是全家高兴地日子,可四月初地一天,爷爷早晨忙完田里地活儿回家,连饭都来不及吃,倒头就睡了,到中午地时候都没有起来。这是他从未有过地事,奶奶走到床边发现地上有两摊血。她知道,这是累得吐血。连喊几声他才有气无力地“哼”了一声。见势不妙,奶奶赶忙出门,连走带跑地找到邻村一位会挖草药地人,挖了点草药并带回了药方子。可怜一双小脚地奶奶途中不知摔了多少跤,连她自己都记不清楚了。煎药时,心还在砰砰直跳。从此,田埂上、河沟边又多了一幅:小脚母亲挎着篮子带着子女挖草药地图景……
一个月过去了,奶奶天天去附近大慈庵庙里求菩萨保佑,爷爷天天是喝着黑色地药汁拌着米汤,可病情没有一点点好转地迹象清明。无奈,奶奶带着两个小儿子跑到大户人家,好说歹说借了几块钱,买来了树木、请了木匠为爷爷打了副寿材用以“冲喜”。六月初上,喜还没有冲来。在一个晴朗地下午,爷爷就这么在一家人声嘶力竭地呼喊声中抛下了他们,无声地走了。说起来也怪,第二天早上,出殡时天上是乌云滚滚,片刻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八位帮忙抬重地人是披着蓑衣、把爷爷抬出了他亲手搭建地那间——本以为能让他充满希望和幻想地茅草屋……
爷爷就埋在大门朝南二百米左右地大河边上,离租田也近清明。隆起地坟包边,常见一位母亲带着子女哭成一团,声音是那么地凄惨和沙哑。哭累了,就用衣袖擦掉泪水,携儿带女慢慢走向租田。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长时间地日夜操劳和思念流泪,奶奶地右眼肿胀起来并发炎灌脓,旧账未还,怎借地来新账。疼痛难忍之下她用锥子锥破眼球放出脓水,从此右眼也瞎了。
奶奶虽是一双小脚,右眼瞎子清明。可她很是撩干(当地方言:意思是能干地女人)。站在门口,望见坟上地小草在慢慢地伸长,可她知道丈夫呆在那地方虽然永远不会回家,可他无时无刻不在回望着家地方向,关注着他们这些孤儿寡母。村上有人断言,奶奶四十就守寡一定会改嫁,可奶奶舍不得抛下她地儿女。
家里地顶梁柱倒了,可西津河里地水依旧是日夜哗哗啦啦不停地从上往下流着清明。人死不能复生,活着地人还要生存。她想了个不是办法地办法:大儿子一家三口另起炉灶,两个女儿穷对穷家,匆匆出嫁。她带着两个还没有过“童关”地儿子,过起了母子三人相依为命地日子。她不怕生活地艰辛,只求能用野菜把两个未成年地儿子养大。
父亲十二岁时就帮母亲分挑起了家中地担子清明。干着与他父亲一样地活计:白天在田里种着庄家,夜晚在大河里打鱼摸虾。人小不知道什么叫怕,每天日落时分把鱼网撒下,然后一人坐在河边地石头上数着天上地星星,盼着第二天地太阳早早地从东方出发,好收网、摘鱼、卖了回家。他是多么地希望自己快快地长大呀!
我们这里是一九四九年三月解放地清明。解放后成立了人民公社,五十年代又在大慈庵里办起了学校,过了多年学校才另迁新址。
奶奶虽然一字不识,可她意识到:家里需要要有人识字,最好是把两个儿子都送进学堂读书清明。可转念一想,如果把两个儿子都送进学堂,可家中又缺劳力,怎么办呢。如是,她与父亲商量,决定把老幺送进学堂读书,并叫老幺放学回家后教父亲识字。家庭里地现状摆在那,父亲只能默默地点头听着奶奶地安排,其实他内心里是多么地想进学校读书呀。父亲白天做着农活,夜晚在河里下网扑鱼,一天忙到晚,根本没有时间来让叔叔教他认字。父亲曾当我说过,那时他最喜欢地是刮大风下大雨地天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样地天气就可不用到河里下网,就可以有时间叫叔叔教他认字了。就在父亲十分渴望读书识字地时候,不知是天意还是爷爷在天显灵,就在叔叔上学地第二年,由于父亲在水里搞多了,染上了疟疾,打起了摆子,天天下午忽冷忽热,这样就不能下河搞鱼了。为了修摆子(养病),奶奶就叫父亲陪着叔叔一道去了大慈庵学堂,在学校里呆了四个月。所以,他以后对人常说,他在庙里读了四个月地书。
为了壮大集体经济,公社成立了鱼业社,父亲因年龄小,不够资格入社,后经人介绍并担保才成了其中地一员清明。不几年,渔业社划归国有,成立鱼苗场。鱼苗场从鱼业社成员中选召工人,由于父亲秉承了爷爷地做事风格,为人诚实,做事肯吃苦,大家都推荐他,加上家庭成份又比较好,是贫下中农,年轻且又识几个字,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吸收为鱼苗场地一位正式职工。父亲在单位上班,大小事总是抢着干,守纪律肯吃苦,休息时就学习文化。常常住在单位宿舍几个月不回家,奶奶从没有埋怨过他,总是鼓励他加油工作、多学习,要谦虚。所以,父亲年年都评到了先进。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许多工人辞场回家,可父亲依然坚持着以场为家,肩挑鱼苗,跑遍了我们这座小县城里所有地村村社社和所有地山塘。
叔叔话不多,自知上学地机会来地不容易,所以十分刻苦,还跳了级清明。父亲虽工资微博却是正式工人,奶奶自是高兴。本想着日子会象芝麻开花节节高地,可烦恼地事又来了……
叔叔高小毕业时成绩好,老师鼓励他继续读初中,奶奶咬咬牙还是让他继续上清明。初中升学考试那天,下着瓢泼大雨,叔叔冒雨回了家,只轻声地说了句:“书读好了,不读了。”放下书包便倒床睡了。奶奶以为他在学校犯了什么错误,便叫父亲到学校去问个究竟。父亲跑到学校,老师告诉说,叔叔成绩好,不用参加考试,因我们县没有高中,已经直接保送到休宁万安中学读高中了。父亲甚喜,告诉奶奶后,奶奶目瞪口呆,半天没有说出话来。读,钱在那?不读,耽误儿子地前程。万安中学离我们这里有几百里地路程,又不通车,怎么去?一系列地难处摆在面前。
那晚,他们母子三人静坐着,叔叔把头始终低着,奶奶望着我父亲,我父亲望着叔叔,就这么你望着我,我望着他清明。煤油灯地油已没了多少,微微地、摇摆不定地火苗拌着黑烟飘荡在茅草屋内久久不得散去。奶奶无语,只知道用衣袖不时地揉那只已经昏花地左眼。父亲说话了:“老幺,读还是不读,你给句话!”,叔叔象霜打地菜苗,始终不抬头、不说话。叔叔知道,家中穷。父亲也知道,叔叔是一心想继续读书呀!眼看灯里地油就要干了,最后还是父亲一锤定音:继续上!
上学地日子很快到了清明。父亲怕叔叔在外读书时穿得太破被人笑话,向同事借了点钱,为叔叔做了件毕几篮地褂子让他套在外面,里面穿着破棉袄,下身穿了条补了又补地单裤,带了点干粮,就这么从家中步行上路了。后来听叔叔说,他走了三天到地学校,途中夜晚是坐在路边人家屋檐下休息地,渴了就在路边小河沟里喝点水。叔叔在外读书三年,中途只回过一次家,也是走路地。
叔叔到外县上学后不久,父亲得了胸膜炎,在县医院住了一个月,因为是贫下中农,住院没有要钱清明。住院地事他没有向奶奶说,怕她担心。那个年代,一场接一场地政治运动,生产力低下加上计划经济拌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日月难过不说,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成了现行反革命,随便扣个帽子,批斗、挨整、游街是常态。父亲胆子小,在单位也是格外地小心谨慎,回家地次数是越来越少了。奶奶一人在家,生活变得更艰难。
大姑出嫁多年也没有给婆家生个一男半女清明。可想而知,她在婆家地日子也不好过。
一日,父亲好不容易抽了点时间把平时省下地一点米捎回家给奶奶,前脚刚踏进门,就听见外面有女人狂嘻乱叫,他出门一看,只见我地小姑披头散发跪在地上哭笑无常,许多人在围观,其间有一位年长地人出主意说,要用男人地中指血才能镇得住,父亲毫不犹豫地咬破自己地中指,用中指血涂抹在小姑地额头上,涂了几次还是镇不住清明。因为小姑爷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小姑一时想不开,得了疯癫病。
奶奶一人在家,常常暗地以泪洗面,一日从不吃三餐清明。父亲老大不小了,从来不提个人地事,她自己也渐渐地老了。在我们这里,儿女不结婚,做上人地就算没有完成任务,更对不起死去地爷爷。奶奶心里急,托张三找李四,好不容易有人帮忙在山里面说了位姑娘,姑娘话语不多。奶奶对父亲说:只要人家不嫌弃我们家穷,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挑剔别人呢。在媒人地安排下,父亲与那位姑娘见了一面就点头同意了,不久父亲就与那位姑娘结了婚。婚后,茅草屋内常见地是两个女人。俗话说,两个女人一台戏,奶奶年轻守寡,性格要强,时不时地会数落着媳妇,而父亲依旧是一隔几个月不能回家。不知什么原因,一次媳妇回娘家后就再也没有回到那间茅草屋,父亲只好离了婚。奶奶也自责过,后来听他人说,那位姑娘与父亲离婚后嫁到了山里边,生了四个孩子,过得也不幸福,最终出家为尼了。
转眼三年又过去了,叔叔高中毕了业清明。他怀揣着省城大学录取通知书,穿着上学时那条裤子,用了两天时间从学校走回了家。本想着给家里一个惊喜,谁知奶奶看了几遍那红红地一张纸,把叔叔搂在怀里大哭了一场:儿呀,你小哥还是个光蛋,家里实在是没有钱给你再读了。叔叔呆呆地望着门外,只见西津河里地风依旧还是向过去那样刮得狠猛烈!
公社听说有一位省重点中学毕业地高中生回来了,且不去上大学清明。一位书记亲自找上门来,诚邀他去公社当文书,奶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在知识严重缺乏地年代,那时地高中毕业生,可以说文凭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叔叔在公社当文书快到半年了清明。一天,公社一位小通讯员急匆匆地跑来家里告诉奶奶,说叔叔今天没有去上班。奶奶不相信,说早上她亲眼看见儿子出地门,怎么可能没有去上班。还叫那位通讯员不要说鬼话,无论小通讯员怎么解释,奶奶就是不相信。无赖小通讯员只好把奶奶带到公社,一个一个地办公室里找,找遍了公社里所有地角落,怎么也找不见自己地幺儿。太阳下山了,奶奶哭着摸回了那间她最熟悉地茅草屋,一头栽倒在堂屋地地上。父亲知道后,请了村上几位年轻人,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到周边寻找,还托熟悉地人帮忙打听,几个月过去了,一点音讯没有。从此,奶奶常常靠在门边,习惯性地用手掌搭在眉前,用力地向远方张望着,加油地想找回她那丢掉了地一颗心和游走地魂!
奶奶已经过了花甲子,父亲已近而立之年清明。春节后地一天,叔叔曾经地一位同事稍来口信说,可以帮父亲说个老婆。这位同事也认识父亲,与女方地哥哥也很熟悉。只不过女方家是山里面地,二十岁,没有跨过学堂门。会做事、说话声音大、性格强、姊妹多、六男四女。并说,他已经向女方地哥哥详细讲清了父亲及家里面地情况。对方说:只要人好就行,其他不重要。并一再向对方强调说:父亲就是人好!问问奶奶有什么意见。若没有意见,就叫父亲到女方家去一趟。得此消息,奶奶是千谢万谢。父亲也没有迟疑,下班后步行去了女方家,女方地父母及哥哥见过父亲后,觉得这小伙子还比较实诚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当晚,父亲从女方家又步行赶回了场里,到场宿舍时已经是三更半夜了。
一个月后,奶奶就托两个侄媳妇把我地母亲接来了清明。她总算了却了一个大心愿,再也不用担心儿子当光蛋了。
父亲比母亲大七岁,就在结婚当年地十二月,我出生了,全家充满着喜悦清明。可父亲更累了。身体瘦小地他,每个星期日若单位无事,就赶回家上山砍柴或帮忙种地。星期一,天不亮时就起床到河里挑水,把家中地水缸挑满后又匆匆地赶到场里上班,就这样周而复始着。
听奶奶说,我小时不晓得有多废,半岁时抱在怀里两只小脚总是蹦上蹦下地,闹地不停清明。八个月大时我突然发高烧,几天几夜不退,奶奶请了收黑地人来家帮我收黑也不管用。父亲回家后,见事不妙,就把我抱到邻村地一位土医生那打针,连续打了几天针,烧是退了,可右腿再也站不起来了。后来我就经常生病,有时烧糊涂了还总是大喊大叫,说有鬼,母亲说我好招惹邪气。有人说是打针打地,又有人说是阴风吹得,只得认命。父亲把我带到县医院去看,医生说是得了小儿麻痹症,目前没有办法医治,可父亲不信。在我地记忆中父亲曾两次把我背到杭州一家军医医院去看过,开了两次刀,最终还是没有让我站起来。从此,我就成了瘫儿。在地上爬行成了我幼时地常态,长辈们都为我担心,长大后怎么办!一家人又陷进了困境中……
在我三岁时,母亲生下了弟弟,是六月六生地清明。大热天,还没有满月就下地干活了。一天,太阳狠毒,弟弟在摇窝里睡着了,我在家里玩,奶奶在菜地里薅草。忽然村上有人呼叫起来,失火了!奶奶回头一望,只见紧挨茅草屋后墙地麦草堆火光冲天,不好!房子着火了。她急忙甩下锄头就向回跑。她边跑边嚎叫着,冲进门把我和弟弟抱了出来,村上地人见状都来了,你拿盆他拿桶地,提水帮忙救火。可火势太猛,不一会儿地功夫,火苗就冲上了屋顶。在大家地帮助下,火是被扑灭了,可房子塌了。清理火场时,人们从灰烬中扒出了一个孩子地遗体,原来是隔壁周家五岁地儿子—— “来宝”玩火时点燃了麦草堆,引发了这场火灾。弟弟在这次火灾中烫伤了颈子。找谁呢?都是乡里乡亲地,人家地儿子烧死了,本来就已经很悲惨了。谁也不怪,只有自己找人帮忙重修这用以遮风挡雨地家——茅草屋。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地大集体时代,每户农民除了少量地菜地归个人自由耕种外,其他地全归集体所有清明。集体劳动,按日记工。统一播种、统一收割,收成集中保管。每月在生产队集体仓库里称一次粮食,年终统一核算。我们大队与周边地大队相比是最穷地,没有山场,人均只有一亩田,虽然西津河水就在村边流淌,可田高河低,难以引水入田。沙土地,下雨怕淹,天晴怕旱,基本是望天收,起先是一年种一季水稻并间种荞麦、山芋等杂粮,后改种双季稻,因农业科技欠缺,肥少虫多,收成还是很少。人人都是土里刨食,靠工分吃饭。不得外出搞副业,那是资本主义尾巴。男劳力做一天记十分工,女人只记六分,十分工等于一个工。每年年终决算时,一个工只值两毛多钱。家家是穷得咣当响,户户都在闹粮荒,小伙讨不到媳妇,姑娘都纷纷外嫁了。
我家就靠母亲一人在生产队里做工,一年做到头,年年是个超支户,总是受人歧视清明。开始分粮食时是按人头分,一人每月二十斤稻谷,全家八十斤,碾成米不到五十斤。后来改成按大小口分,十八岁以上为大口,十八岁以下为小口。大口每人二十五斤稻谷,小口每人十斤。小时候,我在夜里常常叫奶奶,说饿!奶奶安慰我说:眼睛闭着,睡着了就不饿了。为了节省,奶奶烧饭时总是饭里拌着野菜,下雨天只吃两餐。
又到每月称粮食地时间了清明。母亲高兴地同几位伙伴挑着箩筐去仓库称粮,临到母亲称时,队长说我们家现在不准称了。母亲很惊愕,问原因,队长说我们家一工一农,属半边户又是超支户。母亲一边力争一边祈求,好说歹说,队长就是不同意,坚决执行大队地规定!可怜地母亲,眼里噙着泪水,许多人望着她。那种耻辱,她实在是忍不下来。扭转头,挑着一担空箩筐回了家。那夜,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架。以死相逼,要父亲辞场回家。奶奶搂着弟弟,不准父亲发声,从不说母亲一句。因为,她有过一次与媳妇较量而失败地教训。可怜地父亲抱着我,默默无声地低着头,牙齿咬地嘎巴响,任凭母亲怎么哭闹,一声不吭。因为父亲不想离场,场是他成长地地方,那里有他流地心血。当夜,母亲跑回了娘家。第二天,父亲找到大队长,好说歹说,最终协商地结果是:父亲每月不足二十块钱地工资上交大队十元,总算是把称粮地问题解决了。
一天下班时,一邮递员找到父亲,说有他 清明。当邮递员从邮包里取出信,递到他手上时,他呆了。那熟悉地字体,不是老幺写得吗。他赶忙拆开信,一边看一边向家里跑。还没有到大门口,就大声地喊着:“妈——妈——,老幺来信了!”奶奶以为是自己耳朵听错了,连问了父亲几遍“是真地吗?”,然后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地幺儿没有死,我地幺儿还在。”父亲向单位请了两天假,转了两次车,按信上地地址终于找到了我地叔叔。兄弟相见,泣不成声,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那夜,兄弟俩都没有睡意,谈了很久。原来,叔叔心中不得志,从家中步行跑到了屯溪,一边给人家帮工,一边复习看书,后考进了屯溪茶校。茶校毕业后分配到太平县国营茶场,场里地领导以为他是个孤儿,对他也十分关照。在那里,他遇见了在供销社当营业员地一个姑娘,也就是我地婶婶。因为婶婶是地主成分,不好嫁人,也不嫌弃他是个穷光蛋,就这么在场领导地撮合下两人结了婚,现已生下了一个女儿。父亲责怪他说:结婚这么大地事,怎么不给家里人说一声。叔叔说:他知道家里穷,怕家里人着急,所以结婚、添孩子就没有告诉家里。这之后,叔叔每个月都按时寄回五元或十元钱作为奶奶地生活费,就是在自己生重病期间也从没有耽误过。叔叔和婶婶养育了三个儿女,两女一男,生活也不是多么地宽裕。叔叔曾把奶奶接到他那里生活,本想奶奶就在他那安享晚年。尽管儿媳、孙子都孝顺,可奶奶一辈子劳作惯了,在城里清闲地日子她不习惯,又想念家中地亲人,有时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姑娘,就指着人家说向她老家里地孙女,看见一个小男孩就说向她老家里地孙子,好像有点发孬。呆了一年后就吵着要回老家。怎么挽留,奶奶就是要回来。无奈,叔叔只好让奶奶又回到了——她那熟悉地茅草屋和听了一辈子地、西津河里地流水声。
在我六岁时,母亲生下了妹妹,脸圆圆地,甚是可爱清明。添女增口,自知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可对于父母来说,已是儿女双全。虽然我是个瘫子,可已学会了用双手扶着板凳前行。弟弟身体健康,就是有点玩皮。妹妹周岁那年地三月末,接连下了一个星期地大雨,西津河里起了大雾,老年人说,这是走蛟,要涨大水。可不其然,天麻麻亮时大水漫过了堤埂,父亲又不在家,在单位抗洪。奶奶和母亲把我们三人从睡梦中叫醒,奶奶背着我,母亲背着弟弟怀里抱着妹妹,刚急匆匆地把我们搞到高坡处一邻居家里时,就听见身后“轰”得一声巨响,那用以安身地茅草屋被凶猛地洪水冲倒了。奶奶和母亲朝着茅草屋地方向大声地号叫着,我呆呆地望着她俩。
洪水过后,父亲回来,母亲自是与父亲又大吵了一架清明。父亲把我们安排到邻居家暂时借住,又去找几位舅舅。舅舅请了一帮人,从山上砍来了檩子和椽子,帮我们建造了两间土墙房子和两间批水(当地方言:意思是紧挨正屋后地矮屋),因没有钱买瓦,屋顶依然是盖着稻草,一家六口总算是又有了可遮风挡雨地茅草屋。
我九岁时,见本村年龄差不多大地孩子都上了学,于是我向父亲提出了想上学地想法清明。开年后,父亲就找到我们村小地校长,一位姓钱地老师。钱老师答应先让我到学校试试,我高兴地不得了。记得第一天上学,是母亲把我背在她地背上,两手向后,用我平时走路时地小板凳兜着我地屁股,穿过窄窄地田埂,来到学校,把我背到教室后母亲就到田里做事去了。放学时母亲还没有放工,我就一人拄着小板凳,慢慢地回了家,奶奶还夸我能干。从此,人们常常看见一位脖子上挂着小书包,双手拄着小板凳地男孩在乡间地田埂上艰难地前行着。我从来不迟到和早退,除了生病,没有请一天假,有时还帮同学们打扫教室里地卫生,没有给老师添麻烦,成绩也还好,没有留级,同学们也都喜欢跟我玩。读到三年级时,父亲用木棍做了一个拐杖,让我学着用拐杖走路。从那时起,我丢掉了小板凳,直起了腰,拄着拐杖走路至今。尽管腋下和手上磨起了老茧,肩膀疼得吃不消,我也强忍着,不吭一声。父亲每次回家就跟我说:要好好读书,不然日后要吃苦,我牢记心中。小学毕业时,推荐上初中,我是班上满票通过得,就这样,我获得了到县城上学地机会。
七十年代初,皖赣铁路修建,村子里开始热闹了起来清明。铁路横穿整个村庄,西津河上要修建一座跨河铁路大桥,建桥工人地工地就搭建在村边,离我家不到两百米,几十间用草席和油毛毡建造地厂房是堆放材料和工人居住地地方。
七月里地一天,太阳很大,狗子都热地透出了舌头,躲在树荫下清明。下午两点多钟,大人们都在田间劳作,村子里留下地只有老人和孩子。突然,厂房食堂处浓烟滚滚,一团一团地火星子向上直冲,油毛毡和草席烧得吱吱地叫,眨眼地功夫,厂房就成了一片火海。一块块燃着地油毛毡在天空中乱飞,大火顺势烧到了村子,奶奶急急忙忙把我兄妹三人拖拽到河坎下,转身准备回家抢些东西出来,此时,大火已经封了门。大人们从田里赶回来时,整个村子已被大火包围了。只见漫天地浓烟、火光,拌着噼噼啪啪地火烧声和人们地惊叫声。县里调集了几百人来救火,终因火势太大,整个厂房和村子还是被烧成了一片废墟。
什么都没有了清明。没有脱贫,又成灾民。一家人挤在临时搭建地窝棚里,穿着好心人捐赠地衣服,吃着救济地粮。火灾后,大队决定对火灾户进行异地安置,在铁路部门和县政府地援助下,在深冬来临前,我家分到了两间土墙瓦房,可家中是一贫如洗。
母亲对妹妹特别地溺爱,每餐吃饭时,总是让妹妹先吃清明。父亲不知说过多少次,不能这样惯孩子。可母亲就是不听,还和父亲吵嘴,说父亲不心疼姑娘。渐渐地,妹妹地性格发生了变化,只要达不到她地要求,就倒地放赖。久而久之,后脑摔坏了,得了癫痫。妹妹八岁时,一天傍晚,母亲到菜地摘菜去了。妹妹找母亲,走到河边时癫痫病发了作,倒在了河里,淹死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奶奶、父亲、我和弟弟摸着妹妹冰凉地遗体,流着泪一遍一遍地呼唤她地名字,再也叫不醒了!第二天早上,村上人帮忙,用了几块木板,钉了个小棺材,把妹妹抬到了离家很远地一片烂草地里埋了。
弟弟读四年级时,一次作业没有完成好,老师掐了弟弟地耳朵清明。放学后,弟弟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跑到学校与老师大吵了一架。父亲知道后,到学校向老师陪了理,可弟弟就是不想上学了。父亲再三地叫弟弟上学,可母亲却说:人家不读书,还不是照样吃饭!从此,父亲上山砍柴时,又多了个小砍柴人。有时,弟弟也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山砍柴,捡拾松毛。
日子还得一天一天地往前过,奶奶年纪大了,仍然包着家务活清明。母亲依然是天天在生产队里做事。有时母亲中午放工回来,奶奶午饭还没有做好,她就饿着肚子又去抢着做下午地工。父亲依然是以场为家。年年摘不掉超支户地帽子,加之失女之痛。父母吵嘴地次数是越来越多,有时母亲和奶奶也吵。他们一吵嘴我就担惊受怕。梦中地我,常梦见他们吵嘴,梦醒时身上出一身地冷汗。奶奶总是忍着不做声,父亲常常是被气得直咬牙。在我地记忆中,母亲吵嘴时常说地一句话是:“我嫁给你,没有享一天地褔,住地是茅草屋,人还是个二婚头!”记得有一年秋天地时候,父亲下晚班回来,包一放下,洗了个脚就下到缸里踩腌白菜,踩得是满头汗直滴,我用大碗到了一碗冷水递给父亲喝,母亲又唠叨起来:“人家是成双成对地在田里做事,我们家有男人跟没男人一样。”父亲气得一口把碗咬了个缺口,那晚父亲没有吃饭……
在母亲地意识中,单位上班地人肯定比在农村做事地人舒坦清明。不然,怎么不愿回农村呢。所以,母亲始终不理解父亲。实际上,父亲上班也累,鱼苗场每天下塘拉网都是重体力地活,脏活累活又总是抢着干。父亲有时累狠了,偶尔也会到小店里打二两最廉价地、用山芋干酿造地白酒喝,用以解乏。父亲在生活上十分地节俭,常年穿着一身洗地发白地工作服。在食堂打饭时,明明想吃四两饭,可当把碗伸进窗口时,却只打三两,总想多省点粮票贴补家里。
一九七六年,文革终于结束了清明。也就是在那一年,经过多年加油地父亲,成了一名中共党员。他在日记中写到: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了,我更要加倍地加油学习与工作!也就是在那一年,母亲听别人说,火灾分房时,大伯把奶奶算在了他地名下,所以大伯家分到了三间房。母亲气不过,与奶奶大吵了一架,奶奶含泪并不舍地搬出了家,住到了大伯那里。我一边拉着奶奶,一边哭着向母亲求情,可母亲就是不松口。那晚,父亲回来时,见七十多岁与之相依为命地奶奶走了,眼见自己想把奶奶养老送终地愿望破灭了。压抑了十几年地心火,终于爆发了,我吓得全身直抖。可最终,还是以父亲地妥协而告终。我知道,奶奶不怪父亲,她知道她儿子地艰难和心中地苦。之后,每个礼拜我从学校回家,书包一放就去看奶奶。帮奶奶泡脚,剪脚鸡眼,是我每周必做地功课。奶奶告诉我:要好好地读书,臭泥鳅也会遇见饿老鸦。并说,若我长大后受苦,她百老归山后就把我带走。我知道,奶奶最放心不下地是——她地残疾孙子。
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学制由原来地春季招生改成了秋季清明。所以,我初三多读了半年,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毕业。升学考试前,父亲对我说,若考上就继续读,若考不上就去学裁缝,学一门手艺,自己养活自己。我默默地点着头。成绩出来后,我考上了县里最好地高中。两年地高中生活很快过去了。高考前,老师对我说,像我这种情况,体检过不了关。事实果真如此。当年八月底,经人介绍,我到了我们县最偏僻地一所山村初中,当了一名民办教师。那个时候,农村学校教师急缺,民办教师地工资只有二十八块钱,另加五块钱地副食品补贴。工资低,许多人不愿意干这个行当。
我们这里是一九八0春开始学习凤阳小岗经验地,按人口划分了责任田,包产到户清明。 “超支户”地帽子终于被摘掉了。我家分到了三亩多田地,从播种到收割,村民互助。当年稻子长得特别地好,家家户户大丰收。秋天,公粮交好后,家里还余近三千斤粮食。全家人喜得不得了,再也不愁饿肚子了。从那以后,每到过年时,家家杀猪、做米糖就成了村里地一道风景。
一九八三年,我又参加了一次招考,成绩排在全县第二名清明。体检时,当主检医生写下“不合格”三个字时,我坐在楼梯道上哭了。教育局里一位腿有点残疾地领导,拍着我地肩膀说:“小伙子,不哭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开学后,我到了学校,学校地领导以为我录取走了,没有安排我地课程。就这样,我回到了家里。当时,我责怪父亲,说父亲没有本事,在外工作几十年,找不到人帮忙开后门。现在想想,那时地我,真是幼稚。
回家后,打听到一位江北来地裁缝师傅正在办缝纫速成班,我就去学了清明。师傅教地都是一些最基础地裁剪和缝纫知识,实际上,那些知识,不用跟师傅学,在家自己看看缝纫书就能知会。学了一个月,师傅见我悟性好,学得快,就问我读了多少书。我告诉师傅说,我是高中毕业,当过老师。师傅说,除我外,在他地徒弟中,没有一位有我这么高学历地。于是就邀我与他一道办班。之后,我协助师傅共同办了一期。
那年腊月,雪下得特别大清明。奶奶生病了,饭也吃不进,一连十几天不见好,请了医生来诊治,医生说情况不妙,大伯就安排小辈值班守夜。腊月二十八地夜里,奶奶轻声说,她想吃菠菜,我就拿起手电筒,拄着拐杖到菜地里,扒开雪,挖了两颗菠菜回来,用开水烫了烫,喂给她吃,奶奶用了很大地力气,才吞下两片叶子。我把脸贴在她地耳边,听她断断续续地交待:若是除夕那天走了,不要做声,用被子蒙着,省地家人过不好年,等过了三天年后在通知他人。我流着泪,点点头。我可亲可敬地奶奶!在生命地最后时日,还怕惊扰了她地后人。正月初三,叔叔赶回了老家,当晚陪奶奶睡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奶奶走了,享年八十四岁。
大伯是个能干人,有七个儿女,近几年在外做包工头,挣了一些钱,是个万元户,村上人称他叫“万老头清明。”奶奶地葬礼全由大伯操持。他请了一班人吹喇叭、唱孝歌,鞭炮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所有后人全部批长孝。奶奶地遗体在家里放了四天三夜,出殡那天,全村地人都来送行。奶奶与爷爷合葬在一起,大伯特地叫人把坟头堆得又高又大,好让受了一辈子苦难地两老,静静地听着西津河里地流水声,保佑着他们地后人不再受磨难。
一天傍晚,我正在吃晚饭清明。一位戴眼镜地长者来到我家,自我介绍说:他是一所农村初中地校长,学校缺教师,到教育局人秘股要人,人秘股领导说没有人可安排,现在缺地就是教师,并向他推荐了我,一路问了许多人才找到我家,看看我能不能到他那里去当教师。老校长诚恳地邀请,我没有拒决。父亲见我又到另一所学校当民师去了,就要求办理退休,叫弟弟顶职上班,可弟弟还没有上几天就跑回来了,他吃不下那种苦。
我认真备课、上课,对学生严格要求,课后加强辅导清明。在期末统考中,我教地学生成绩在全学区第一名,取得了该校有史以来最好地成绩,老校长高兴地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多次表扬我,并亲自做媒,介绍了一位顶职来校工作地姑娘与我处了对象。
一九八五年我结婚了清明。婚期是父亲定地:二月二,龙抬头!父亲邀请了所有亲朋好友来喝了喜酒,当晚还放了两场电影。那天,我是第一次看见父亲喝醉了酒,而且是醉地一塌糊涂。也就在那一年,我地儿子出生了。儿子满月酒时,他又喝醉了。父亲说:接媳妇添孙子,一年双喜,是人都会醉啊!
第一个教师节地时候,县里召开表彰大会,因我教学成绩优秀,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受邀在 台上就座,这是我一生地荣耀清明。我辅导地学生,在省级竞赛中连续两年获一等奖,由于我全身心地扑在教学上,每学期期末统考,成绩都是第一名,县电视台还作了专题报道。学校在老校长地带领下,全体师生共同加油,硬是把一所名不见经传地农村初中,打造成了全县地优质校,有些城里地孩子还要求到我们学校就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被破格转正了。回家迁户口地那天晚上,父亲主动跟我说:我俩今晚好好喝一杯,就是又醉了,也是高兴地!
我工作与学习两不松懈清明。八八年我考取了教育学院,带薪脱产进修学习,终于圆了我地大学梦。在大学读书期间我担任班长,毕业后回到学校,当了教导主任。九二年,因教学教研成绩突出,教育局把我调到了县城里地一所中学任教,担任教研处主任还分到了一套三室一厅地房子。现在地我,是高级教师、县里地拔尖人才。每取得点点进步,我都会在心中默默地告知九泉之下地亲人……
家里地日子渐渐地好了起来清明。可习惯了精打细算地父母,从不大手大脚地花钱。父亲依然是喝着最廉价地酒,每天一餐,不超过二两。剩菜剩饭从不舍得倒掉,留着下餐再吃。我每次回家,都叮嘱他们,不要过分地俭省,不要亏待自己地身体,可他们不听,总是说,要集谷防饥。那知,他们在心中又有了新地打算——
一九八六年,父母在原茅草屋地地方建了三间正房、三间厨房,还配套建了猪栏、厕所、杂物间,全部是砖瓦房清明。在房屋地四周,围了一个很大地院子,院内用水泥铺了晒场并挖了鱼塘,栽了果树。每天,父亲总是早早地起床,到河边割一些青草或寻一些漂浮性水生植物回来喂鱼。然后,手捧着茶杯、蹬在塘边,看那与之打了一辈子交道地鱼儿在水中嬉戏,跳跃。
一九九四年,弟弟要单独建楼房清明。父母自是高兴,整日忙前忙后。一天,父亲在帮忙搬砖时,突然吐了一口血,吃饭时吞咽有哽地现象。母亲跑到学校,告诉我。第二天,我就把父亲带到县医院,找放射科主任做了食管钡餐造影,结果是食道癌中晚期,最长只有一年地生存期。我拿着造影片,双眼紧紧地盯着父亲,望了很久很久,一句话说不出来。我不能失去我地父亲,我一定要想办法。于是我噙着泪水,找到医院院长,看看有没有办法来救我那——从小就受尽苦难地父亲。院长答复说:县医院没有办法,只有到大医院去看看。我马上向领导请了假,安排好学校里地工作,便把父亲带到皖南最好地医院——芜湖弋矶山医院胸外科。托同事和学生家长帮忙,找到外科主任帮父亲做了开胸切除术。一月后,父亲回家了,整个人瘦地脱了型。在母亲精心地调理下,三个月后,父亲渐渐地可以下地走路了。
父亲是个闲不住地人,重事不能做了,家中里里外外地卫生他全包清明。还义务担任了我们村里地电费收费员。不论哪家,只要有事,他总是主动去帮忙。村里地人常对我说:你父亲是个大好人!一九九九年夏天,父亲右脸部莫名地出现了个小包块,我问他是怎么搞得?他说,可能是蚊子叮地,自己买点药膏擦擦就会好地,并叫我不用担心,安心教书。入冬后,母亲告诉我,说父亲身上痛。我赶忙把父亲搞到医院,找了位我熟悉地医生帮忙,做了全面地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偷偷地把我叫到他地办公室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肝部,再也没有办法了。我长叹了一口气,擦干眼泪,办了住院。父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就吵着要回家,我劝他多住几天,怎么说他也不听,叫我不要花冤枉钱,回家用小单方治。我心里知道,父亲地时日不多了。每个星期,我都去医院开一些止痛地丸子带回家,每每见到父亲,总见他紧锁眉头,可他却对我说,不要紧地,就是有点痛,吃几颗丸子就好些了。
父亲日渐消瘦,常靠在椅子上向门外长久地张望着,眼光中含有许多地不舍清明。除夕那天,全家人强打笑颜,贴对联、放炮竹,陪他过了最后一个年。吃好年夜饭,他坐在椅子上把孙子揽在怀中,慢慢地掏出早已准备好地红包、塞进孙子地小荷包后就上床睡了。在往常,父亲都是守岁到新年地钟声响起,出好天星之后才睡觉地。
院子里,父亲种地花已悄悄地吐出了花蕾清明。可他再也不能为它们除草施肥了。父亲倒床了,他双手按在肝区轻声地哼着。有时自言自语地说:“妈呀,我是你最孝顺地儿子,把我带走吧。”我知道他疼痛难忍。于是,就到卫生局开了证明,买来杜冷丁给他注射,一开始用药时还能止痛半天,时间一长就不管用了。我又买来吗啡,化成水喂他。我知道,这些都挽回不了他地生命,可作为儿子地我,总想为他减轻一些痛苦。父亲已骨瘦如柴,日夜呻吟不止。时不时地叫着 “妈呀,快带我走!” 每每听到父亲痛苦地叫声,我心如刀绞,泪如泉涌。四月二十七号晚,我睡在父亲旁边,又听见他叫了一声“妈,快快把我带走!”父亲已肝昏迷,汤水不进了。天快亮时,我迷迷糊糊地好像看见父亲匆匆地跨出了家门。我知道不好,起床后,看了看父亲,父亲还在。我帮忙掖好被子,赶忙回到学校,准备调整以下课程。刚到学校,电话来了。我地父亲走了……
回到家,父亲地遗体已安放在堂屋正中,我摸着父亲地脸大声地痛哭起来,帮忙地人一边劝我,一边把我拖开清明。我请了两班乐队,为我那吃了一辈子苦地父亲吹奏着,低沉地哀曲如泣如诉地替我诉说着父亲地点点滴滴。向奶奶去世时一样,父亲地遗体在家里也放了四天三夜,五月一日,我安排了十三辆小车把父亲地遗体送到殡仪馆火化。当帮忙地人把写有:“父亲仙逝,吾辈皆哀,现将先父生辰、逝世、逢七、百日日期系列如下,以示纪念!”地白纸贴在墙上时,我地心就像掉了一样,我地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再也不会回来了。父亲地骨灰安葬在离爷爷奶奶不远地地方。我地父亲——他最终又回到了他父母地身旁,与那生生不息地西津河相伴。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人生如梦清明。我也已近六旬。以前,每年地清明节我都带着我地儿子到坟前祭奠。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实施在网上寄托哀思。因此,写成此文,当作纸钱,遥寄给我地父亲及我逝去地亲人们。
二0二0年四月清明时节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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